老张说，古城申遗他并未从中捞到什么好处。他说，在古城内开观光电瓶车，电瓶车要自己购买，一辆车需要3万元，盘下小店面也要3万~5万元启动资金，自己没本钱。

一堵古城墙把城内、城外分割成了两个世界。距离老张家的老屋一里路开外，就是喧闹的平遥县城。城外的世界如此精彩，为何不搬出去呢？老张说，如今县城的房价起码在2000~3000元/平方米。搬出城外，顶多是过过嘴瘾。

从1997年申遗成功开始，平遥县委、县政府以及医院、学校等便陆续迁出。如今住在城里，生活委实不方便。古城只有西门常年开放，其他三道门平时都关闭。要是家里有小孩上学，或平时生病了需要上医院，那可就麻烦了——必须跑几里路到城外。“有一次我老婆的病犯了，我硬是踩三轮，五六里路才把她送到医院。”

城内住的人太多，三轮车、自行车、电瓶车、小汽车什么车都有，如今到了上下班时间，各类车辆往往堵在一起，把古城塞成一锅粥。

如今城内仍有3.5万人。平遥县旅游局副局长侯世俊坦承，目前居住在古城里的居民多是低收入群体，有钱的都已经搬出城居住了。

申遗效应

13年门票收入增71倍

尽管有人抱怨未能从古城申遗中得到好处，但申遗效应在平遥古城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。平遥古城是当今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，号称存世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申遗给这座县城带来了极为丰厚的回报，申遗后的头几年，游客数量都在60%以上的增长，旅游收入更是成倍增长。即便2005年后旅游收入增速放缓，也仍保持在20%~30%。

平遥县旅游局副局长刘建昌对申遗效应非常满意，他列出了申遗前后对比“成绩单”：第三产业比重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5.6%增长到去年的46.2%；游客接待人数、门票收入、综合收入分别从1997年的5万人、125万元、1250万元增加到去年的112.66万人、8827万元和8.1亿元，三项指标分别是申遗前的22.5倍、71倍、65倍。而去年，全县财政收入才7.3亿元，实际可支配财政收入才2亿多元，古城的门票收入占财政收入的12%，而旅游业带动的综合收入甚至超过该县的财政收入。

古城人口超载近一倍

滚滚财源固然诱人，但古城保护问题却日益突出。如何让城内居民外迁，平遥县这些年伤透了脑筋。

据刘建昌介绍，平遥古城总面积仅2.25平方公里。在申遗前，逼仄的古城内却居住着5万人口，人口密度比上海、北京等大城市都要高出十几倍。经过专家评估，平遥古城合理人口的上限为2万人。为此，平遥县1997年宣称，为了保护古城，到2005年，古城内所有企事业单位将搬迁出城，城内人口将减少一半以上。

是年，平遥县委、县政府率先迁出古城，至今，先后有10余所学校，10余家医疗单位、10多个企业、30多个党政机关在内的近100个单位从古城内迁往新城区。然而，13年过去了，至今仍有3.5万人，超出2万人的人口上限近1倍。也就是说，13年间仅迁出1.5万人。

人口过载对古城意味着什么，刘建昌很清楚。他表示，第一，是给文物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。“古城内的房子很多是木建筑，一旦发生火灾，那就是火烧连营。”第二，就是给古城旅游管理带来压力。“很多村民为了赚钱，在家门口就摆个摊，或者把自己小屋办成一个小超市，卖点油盐酱醋之类的，完全没有章法，跟古城的风貌不搭调。”第三，城内人口数量过多，破坏古城旅游形象。给人很拥挤的感觉，自行车、小汽车、电瓶车，摩托车都在古城里穿梭，与古城幽静的形象很不相符。

该局另外一位副局长侯世俊也介绍说，平遥古城最佳接待量是1.5万人/日，最多是2.5万人/日。申遗后，城内人口超负荷的矛盾日益凸显。

持续了13年的“移民”运动拉锯战为何收效甚微？侯世俊说，主要因为资金缺口大。平遥新城建设、古城搬迁和改造的费用需要20多亿元，在2003年前，该县财政收入还不到2亿元，到去年也仅7.3亿元。单凭一个县的财力，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么多人都搬出去。

困境重重

居民外迁成一盘死棋

那么，钱都到哪里去了呢？平遥县古城管理委员会诉苦称，去年古城的门票收入有8800多万元，去掉给各个景点30%的分红，门票收入对县财政的贡献每年也就几千万元。除去公务接待花销，加上平遥国际摄影节等开支，平遥县的门票收入还抵不上开支，纯属“赔钱赚吆喝”。

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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